李苦禅收藏观:"穷藏"也能收来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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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有些“好东西”,不但是文物本身可珍可贵,更可让子孙万代看着它油然而生爱国之心,立不忘国耻之志,虽其身价不及大内珍宝,但其生发之长远意义,当远在大内珍宝之上,不可不留意收藏、仔细整理,可别任它们自生自灭,或塞在那里无人认识。

  李苦禅(1899-1983)

  我们有“群众运动”的传统,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广场舞”“抢黄金”“超前艺术”“天价炒作”“打鸡血”……良莠并存。几十年过去了,各种追求的“剧目”也如“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样,演得差不多了。比如“收藏热”经过几十年的筛选,有许多人已经成“家”了。苦禅先生一生多磨难,一辈子尽帮别人鉴定了,自己没钱,却也有收藏,尽管都是当时不值钱的东西,收藏的品位却很高。他也不在“收藏家”的名列,但对收藏文物自有观点。

  他说:“天下收藏文物古董有两种藏法:一是富藏,二是穷藏。富藏好说,有的是钱,听什么稀罕、瞧什么贵就买什么,一般卖假古董的多半是骗这种藏主,骗多了倒把人家骗成了内行,人家花大钱练成了鉴赏家;穷藏就是不凭市价贵贱,不盲目人云亦云,全凭自己的学识和鉴赏眼力去寻找藏品,这种藏法不必多花钱也能收来好东西。”

  那么,什么样的藏品是“好东西”呢?他有自家之见:“稀世之珍、名人手迹、三代重器、名窑瓷器之类,是人家皇上大内和富贵藏家的东西,好则好矣,只是老百姓们难得有缘染指。我们说的有些‘好东西’,不但是文物本身可珍可贵,更可让子孙万代看着它油然而生爱国之心,立不忘国耻之志,虽其身价不及大内珍宝,但其生发之长远意义,当远在大内珍宝之上,不可不留意收藏、仔细整理,可别任它们自生自灭,或塞在那里无人认识。”今且以他收藏的几件小物件做个说明吧。

高其佩《墨龙》

  按:高其佩是自唐代王洽以指掌作“指墨”书画以后画史上最著名的指画大师,尤以善画云龙著称。但其所作多为中、小幅,八尺大中堂极为罕见,此幅八尺之云龙中堂当为海内仅见。当年苦禅先生以刚领到的一月薪金买下此画,兴冲冲回家之时,发现家中已无粮米……

  (一)咸丰官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货币的国家。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称做“交子”的纸币,可用它在指定钱庄兑成银钱。先父收藏的纸币中有一张“咸丰五年七月初八日”发行的“足色银壹两”的“户部官票”,系用皮纸木版水印。币背面有过手人的画押与印信标记。先父曾不止一次地取出此票来给我看,并感慨良深地说:“自道光起到宣统逊位,咱们中国是个‘弱国无外交’的地位,哪个外国强盗都敢来打我们,每次来又杀中国人又割中国地,掠中国珍宝,可还要中国赔他们款,一赔就是以万万两白银来计!你知道,在前清,一两银子的价钱可比现在贵多啦!我小时候花铜子儿那年月可见不起银子呀!要不然怎么一两银子也够资格写在银票上,唉!这咸丰五年——1855年正是鸦片战争(1840年)国耻15周年纪念呀!”

  (二)《好大王碑》

  此碑建立于公元414年,屹立于鸭绿江我国一侧的吉安境内。此碑甚巨,系火山岩制成,镌刻文字甚多,是研究中、朝、日三国古代关系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贵史迹。但在国外,有少数“考古专家”曾对此碑文做出过不利于维护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之原则的片面解释与“考据”。先父与同志者自然不能与之苟同,一直留意此碑之研究动态。可是,由于此碑发现甚晚(约清光绪初年),且碑体附着物很多,故极少好拓本,早拓且好的拓本而又能保持整幅(未裁裱装册)者尤为稀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窃据东三省时曾完全垄断了对此碑的一切权力,不准中国人与朝鲜人染指。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世人无暇顾及此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始将《好大王碑》并周围古迹——古高句丽王室成员墓群等列入重点保护文物,除少数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拓成的资料之外,再无私人拓本,故此碑拓本益显珍稀。

  对此碑,世间收藏古碑帖者多不重视以上内容,对其书法的特殊艺术价值也未给予应有的评介,甚而不列入名碑法帖之中。但先父自20世纪60年代初就留意搜集此碑的拓本与有关资料。在我们父子的努力之下,先后搜集到此碑整幅原拓本一套(四幅),系早期的“锅烟子”拓本;裁裱成册的原拓本一套(两函四册,其一有先父亲笔题签);民国初年石印缩小本(整幅)一件(有先父亲题);民国初年石印中缩本(依裁裱本印制)两册,其一封面有先父亲题,所题内容是:“近方研究《好大王碑》,巧遇缩小本,益感对校便利,幸甚幸甚!尝谓北京为全国人文荟萃中心,苟致力诸学术,有所征求文献资料,稍经常留心无不附合愿志者!辛丑(1961年)秋八月苦禅即识。”“字完整,尚少缺泐,或是初(‘明’字点除)拓。此碑拓工多粗率,裱工多颠倒行误等等,实则字行尚未甚残泐也。燕儿购于厂肆。壬寅(1962年)正月禅记。”

  先父多次说:“我一辈子多少次要亲自去吉安看看‘好大王碑’,不光喜爱它古拙丰厚的书法,更关心它的有关内容……好好研究它,不但对发扬书法艺术有利,也对国家领土疆域历史的研究有利。可惜我没机会出关(山海关)啊!”我一直记住先父的这个未竟之愿。1992年,趁应邀赴浑江市讲学之机,我造访了久已神交的“好大王碑”,有幸被允许在大碑前留影,顿觉碑侧不止我一人,还有教我“爱国至上”的父亲。

  明 周东邨《山水》 李苦禅纪念馆藏

  按:周东邨是唐寅之师,而后唐寅成就与名声大逾其师,甚而周东邨为弟子唐寅代笔方利于出售。有人问:“您的弟子为什么比您画得好?”周答道:“因为他比我多读了五车书。”(按:古人形容有学问者“学富五车”)李苦禅经常讲述这段故事,用以鼓励学生们不仅在书画上下功夫,还要多读书,加深文化修养。

  (三)古埃及文物

  古埃及文物是何时何人最早带到中国来的?这个问题是许多涉足史学者不易回答的。先父在40年代初亦留意此事。当时他了解到,清末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端方(陶斋)作为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的外交官,曾利用出使各国的机会,不仅把许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买回来,还颇有眼光地购回一些流散的外国文物,其中即有埃及的文物,还有他亲手拓的埃及古石刻的拓本(须知当时外国人还不懂得拓印石刻技术)。

  或是有缘,先父即从旧书肆中以少许书资购得陶斋携回国的文物清单册,系石青封面线装本,签题“陶斋所藏石刻”六字,册内系朱丝栏本,手写楷书有“前清……”字样,足见系民国初之人所书。先父曾据此册搜觅埃及实物数件,其中有清单所载“埃及小瓦人八个”之中的两个,赠予徐悲鸿先生,可惜失于战乱。有埃及石刻拓本数轴,亦失于“文革”浩劫。劫后幸存的尚有清单册所载“埃及印十三件”中的一件,绿色蜣螂钮古印,印面系古埃及文字。还有埃及古石刻拓片一册(装裱册页,楠木面底),册末尾有端方自跋手迹,拓本中最精者,为一具石人的正背两面之拓片。

  先父认为,清末之时中国与埃及皆属受外国列强凌辱之国,端方尚能于出使之暇不忘对古老文化的研究,不忘搜集流失的祖国文物,此功不可没矣!他对埃及文物的流失不无慨叹地说:“国家弱了,祖坟(金字塔)也叫列强们挖了!大件的人家弄走啦!小件的也弄到小市上乱卖啦,还叫文明古国吗?”

  (四)民国元年纪念墨

  谈玩古墨,多是讲究“古”与“名”,区区民国年的墨是难以“入品”的。但先父很看重两锭偶然之机用10元钱买来的民国元年纪念墨。此墨包金皮,正面是交叉的五色国旗与革命军旗,下方有藏头诗一首:“胡越一家,开我民国,文德武功,造此幸福。”横念首字是“胡开文造”。墨的背面是革命军在丽日之下升旗的威武场面,墨两侧文字是“中华民国元年”与“徽州休城胡开文按易水法制”。两锭之中一锭是只包金皮而未及上色的半成品,另一锭已填色成品,下方少许磨掉一些,幸未伤及诗字。先父说:“此墨不可仅当墨来对待,它是了结封建历史的一场大革命的纪念物,可惜这场革命好景不常,接着又是军阀混战,走马灯地换总统,照样鸡犬不宁民不聊生……这‘革命’跟这两块墨似的,半拉子货呀!等不及上色就纪念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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